一个葬礼，与信心的消融
一直很害怕写这件事，因为觉得自己的记忆已经不够精确，不得不捏造一些场景和细节来补全真实。但我需要把它写下来。
外公是前年冬天去世的。那时我在做一份并不重要的实习，具体做什么我已经不记得。我没有回家看望他。三个家庭轮流照顾他，包括我的父母在内。母亲说，我回家也做不了什么，加上疫情严重，还是在学校待着吧。外公是一个严肃、聪明而寡言的人，会拉二胡，喜欢养花和金鱼，会把报纸上和我专业相关的文章剪下来给我看。在高考出成绩后我得知，我考上了他想去的那所大学。之前他从未和家人提过。因为家庭成分不好，他在镇上做了一辈子中学教师，很多人到中年的学生会来看望他。
他不是因为新冠去世的，只是身体太衰弱了。半年前他失去知觉，做了一次脑手术，之后不再开口说话。外婆选择了签署手术同意书。谁也无法怪罪这个决定。母亲对我说，到了那个年纪，人的身体总有一天会突然垮掉。做手术并不能延缓死亡的到来，反而会进一步削弱身体的抵抗力。
外公的最后一个月是在医院度过的。他进了一次ICU，又被转移到另外一家医院。他已不认得外婆是谁，只知道她是一个好人。由于在病床上躺的时间太久，他的身下生了褥疮，遭受了一些本不必遭受的痛苦。他去世时是凌晨五点，神色平静。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
葬礼前一天我回家了。清晨灵车来时，所有人都在屋内守着灵堂聊天，没有人哭。外婆坐在窗边，看到灵车慢慢接近楼下，难以遏止地哭起来。几个人过去安慰她，剩下的人下了楼。
那天是个晴天，天气温暖了许多，树木正在发芽。去殡仪馆的路上，我们的车跟着灵车慢慢开。路上看见几辆灵车，车头都挂着老人的照片。还看见一辆婚车，新人正坐在一辆鲜艳的红色跑车里拍照。
我想起之前和同事一起吃饭时听到的话。一个同事说，最近北京的殡仪馆电话都被打爆了，至少要等一周才能火化。另一个同事说，医院里很多人死因一栏填的是急性肺炎，因为谁也无法百分百确认一个人的死因。每一所医院因新冠而死的病人名额都是非常有限的。我想，这类事我们一般不会在吃饭时提起，但那天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很轻松，没有人沉默。想起这些，我也感到轻松起来。
殡仪馆门口的人很多，几乎可以说是人山人海。母亲说，舅舅约了一个豪华版仪式，大约有十分钟，仪式举行的房间也清净一些。门口的显示屏上滚动着死者的名字，我们还要再等一会儿。男人们燃起一支烟，开始闲聊。我记得他们问了我的工作和男友（并不存在），但我已经不记得自己的回答了。
两个保安正在奋力阻挡着想要冲进馆内的人群，大声喊着要每一个人准备好健康码和身份证。我们一行人中间起了一阵骚乱，因为姑姥（外公的唯一一个妹妹）没有智能手机，只有小灵通。她是坐亲戚的车来这个城市的，沿途没有人查她的健康码。
时间到了。我听到外公的名字出现在广播里。姑姥被拦在门外，她急得哭了。几个亲戚陪着她，和那些被拦住的人一起大声喊着，听不清是在解释还是抗议。我被推着进门，不知所措。工作人员从房间里走出来，声音倦怠而漠然。她说，馆内的时间都排满了，不能等所有的人都进来再开始仪式。
我们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，站到房间里规定的位置上，每一个位置都标了一个彩色的圆点。工作人员以小学诗朗诵一般的声音开始了仪式，她的声音变得明亮、高亢而悲怆，仿佛换了一个人。悼词是外公的学生写的，里面提到了他是一个好父亲，一个好老师，一个好人，还提到了一首古诗。
房间里有人开始低声抽泣。眼泪在我的眼里聚集，但并没有掉下来。我看见父母都垂着头，母亲低声说着什么。我感到对不起她，也对不起外公。
仪式进行到高潮，两个穿白衣的人从花圈后的小门里缓缓把外公推出来。他穿戴整齐，和生前一样。但不知谁为他化了妆，抹了一层厚厚的粉。他看起来如此瘦小、枯槁，几乎不是我认得的那个外公了。所有人都放声哭起来，我发现自己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。我知道，这一刻他真正离开了。
两个白衣人把外公的脸盖上，准备推回小门里。房间外响起脚步声与喊声。姑姥冲进来，扑到那辆小推车前，大声喊着外公的名字。亲戚们上来扶住她的双臂，让她不至于跌倒。她的手紧紧抓住小推车的扶手。广播里响起另一个人的名字。时间到了。
工作人员示意我们出去。我一直挽着母亲的胳膊，她还在流泪。隔壁一个更小的房间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喊声，一个女人正在叫着一个男人的名字。那房间里只有三个人。
我们从殡仪馆的侧门出去，外面是一片草地，周围无人。女人的哭喊声还隐隐可闻，但不再那么令人感到痛苦了。舅舅和母亲去取火化仪式后的骨灰，我和父亲在台阶下等着。他和一个我们都不认识的远房亲戚聊起来，聊到了MBA、对方的儿子以及我的相亲计划。我感到一阵眩晕，或者说，意识的空白。我发现我并不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，也不想明白。
舅舅捧着一个小木盒回来了。他说，火化进行得很顺利。外公的骨灰是淡淡的粉色，也许因为他生前接受治疗的关系。我们朝火化场地门口的空地走去。说是空地也不确切，更像是个小公园。人们在里面烧纸钱，烧纸房子，烧各种死者在阴间能用得上的东西。火让现场的气氛变得喜气洋洋。老人拿着收音机播放音乐，孩子在灰堆间嬉戏打闹，我们调整香炉中香的位置和数量。舅舅把一小瓶白酒倒在地上，作为燃烧的开端。纸元宝上的金箔散发出塑料烧糊的气味，我决定暂时忘记刚才发生的一切。
男人们把骨灰送回馆内，要等到定好的日子再下葬。外公的墓地在城市的另一边，很远。那天晚上，外婆让舅舅和舅妈留下过夜。她是个开朗、精力充沛的老人，喜欢拉着我唱歌、跳舞、做饭，让所有人都来家里吃饭。那天晚上，她害怕了，不想一个人呆在卧室里。母亲说，外婆之后也哭过几次，她劝不动。但半年后我回家时，她又恢复了平常的样子。说到底，人还能怎么办呢？
第二天，母亲对我说，葬礼很顺利，没出什么意外。但我不能不去想一些事情。
我想到，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，顺利的生和顺利的死就是这样，一切都是在热闹、推搡、亲戚的闲聊和保安的阻拦中进行的。我想到，在那个春天与下一个春天，不知有多少老人被拦在殡仪馆门外，无法再见自己的亲人最后一面。我想到，疫情爆发时，武汉因新冠而死的人只有骨灰堆，没有葬礼。
我想到，也许有一天我也会被迫签署父母的手术同意书，只为了一个渺小、近乎荒谬的可能性，最后只能适得其反。我想到，我的父母有一天也会躺在小推车里，我几乎认不出他们，而我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分担这一切。母亲说，等老了就让我把她送进养老院。我说，我不会的。
我还想到自己的死。我意识到，自己最害怕的，正是缓慢而痛苦的死亡。人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尊严可言，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。
那之后，我们都听过很多令人感到恐惧的事情，并在心底隐隐庆幸自己还可以下楼，还可以买菜做饭，还可以工作。我们家经历的最过分的事情是父亲退休在家，健康码三次无端变红，没法打车，只得一个人骑车四十分钟去医院做核酸。我写投诉信上传到网站上，只得到人工智能的回复。那年冬天，我和父亲各发了一周的烧，抬不动胳膊也说不出话。母亲平安无事。
然后，一切就过去了。生活照常进行。
我从本科毕业、读研到工作以来经历过很多让人信心受挫的时刻。我怀疑自己的能力，怀疑自己能否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养活自己，怀疑我的工作是否有任何意义，怀疑这种日子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我无法再找到工作。但如今我意识到，信心的消融是从那场葬礼开始的。
从那天起，我不再相信很多事情。